第七章 扎根
一
一九九五年二月下旬,上海的冬天还没有走干净。
陈河生站在宿舍窗前,看着外面的天空。灰蒙蒙的云层压得很低,梧桐树的枝丫光秃秃的,在风里轻轻摇晃。窗台上结了一层薄薄的霜,他用手指划了一下,指尖凉飕飕的。校园里很安静,偶尔有一两个行人匆匆走过,缩着脖子,揣着手。
寒假最后几天,宿舍楼里陆续有人回来了。
最先到的是刘建国。他推门进来的时候,河生正坐在床上看书。刘建国背着一个大编织袋,脸被风吹得通红,耳朵上长着冻疮。他把编织袋往地上一放,从里面掏出几个红薯、一袋花生、一瓶自家做的辣椒酱,放在河生床上。
“给你的。”
河生愣了一下:“这么多?”
“我妈让带的。”刘建国说,搓了搓手,“她说你一个人在学校过年,肯定没吃好。”
河生看着那些东西,心里热了一下。他想起自己寒假一个人吃白菜炖豆腐的日子,忽然觉得红薯的香味隔着袋子都能闻见。
“谢谢。”他说。
刘建国没接话,开始收拾自己的铺位。他就是这样的人,话不多,但心里有数。河生发现他的行李比上学期还少,被子还是那床旧棉被,被套洗得发白了。他穿的鞋是一双解放鞋,鞋底磨得很薄了,鞋面上有几个补丁。
第二天,赵磊回来了。他拖着一个大行李箱,一进门就喊:“可算回来了!北京冷死了!上海怎么样?是不是也冷?”他一边说一边脱外套,从箱子里掏出各种东西——果脯、茯苓夹饼、驴打滚,还有一盒稻香村的点心。“来来来,都尝尝,我特意带的。”
张伟是第三天到的。他扛着一个大蛇皮袋,里面装满了海鲜——带鱼、黄鱼、虾干,还有一大包紫菜。“我妈让带的,说给你们尝尝鲜。”他把东西往桌上一放,大大咧咧地坐下,开始讲他在家过年的事,讲他爸出海打鱼,讲他家的渔船换了新马达,讲他们那儿要修大桥了。
陈志远最后到。他是上海人,家就在徐汇区,开学前一天才搬回来。他带的东西最少——一个双肩包,里面装了几件换洗衣服和几本书。但他带了一样东西,让所有人都围了过来——一台便携式CD机,银灰色的,索尼的,崭新的。
“这是我爸从日本带回来的,”陈志远说,把耳机递给赵磊,“你听听,音质特别好。”
赵磊戴上耳机,眼睛亮了:“操,这也太清楚了吧!比磁带强一百倍!”
张伟也抢着听,然后刘建国,然后河生。河生戴上耳机的时候,吓了一跳。里面放的是理查德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,音乐像水一样流进耳朵里,每一个音符都清清楚楚,像有人在他耳边弹琴。他从来没听过这么清楚的声音。
“这得多少钱?”赵磊问。
“不知道,我爸没说。”陈志远轻描淡写地说。
河生把耳机摘下来,还给他。他回到自己的铺位,从枕头底下摸出那支林雨燕送的英雄钢笔,在手里转了转。笔杆磨得光滑了,金色的笔尖在灯光下闪着光。
他想,人和人是不一样的。有人用钢笔,有人用CD机。但钢笔也能写字,CD机也能听歌。没什么好比的。
二
新学期第一周,河生给自己定了一个计划。
他把一张白纸裁成小条,用钢笔工工整整地写下:
每日计划
5:30起床,听英语
6:30早餐
7:00-12:00上课/自习
12:00-13:00午餐、午休
13:30-17:30上课/自习
18:00-19:00晚餐、英语角
19:30-22:30晚自习
23:00睡觉
他把纸条贴在床头,每天早上起来第一眼就能看见。赵磊看见了,说:“哥们儿,你这是要考研啊?才大一。”河生没说话,只是笑了笑。他不是要考研,他只是知道自己底子薄,得比别人多花时间。
高等数学下册比上册难了很多。多重积分、曲线积分、曲面积分,一个个概念像山一样压过来。河生上课认真听,下课认真做笔记,但有时候还是跟不上。老师讲得快,板书一擦就没,他来不及记全。
他去找了数学老师。老师是个中年男人,姓王,戴着厚厚的眼镜,说话慢吞吞的。王老师听了他的问题,翻了翻他的笔记本,说:“你的基础不错,但方法有问题。高数不是靠背的,是靠理解的。你不能光记公式,要搞清楚公式是怎么来的,为什么要用这个公式。”
王老师给他列了一个书单,让他回去看。同济版的《高等数学》习题集、吉米多维奇的《数学分析习题集》、还有几本国外教材的中译本。河生去图书馆借了这些书,一本一本地啃。看不懂的地方就查,查不到就问,问不到就自己想。有时候一道题想一个下午,想得头疼,但想通了以后,那种感觉比什么都痛快。
大学物理也比上学期难了。电磁学、光学、热学,每一个分支都像一扇新的大门。河生最喜欢电磁学,麦克斯韦方程组那四个公式,简洁得让人着迷。他盯着那四个公式看了很久,觉得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美的东西——用四个公式,就能把所有的电、磁、光都说明白。
他在图书馆里找到了一本费曼的《物理学讲义》,翻了翻,发现里面有很多有趣的东西。费曼说,物理学不是一堆公式,而是一种看世界的方式。河生觉得这话说得对。他以前看黄河,只觉得那是水,是浑的,是流的。现在他想,黄河的水为什么会流?是因为重力。水为什么会浑?是因为泥沙的悬浮和沉积。水流的速度和深度有什么关系?那是伯努利方程。他忽然觉得,物理让世界变得不一样了——不是更复杂,而是更简单,更有序。
最难的还是英语。
河生的英语听力进步了一些,能听懂慢速的英语新闻了。但口语还是不行。他说话的时候,舌头像打了结,单词一个一个往外蹦,磕磕巴巴的。英语角的那些同学,有的能跟外国人流利地对话,他站在旁边,一句话都插不上。
有一次,英语角来了一个美国留学生,叫Mike,高高瘦瘦的,金色头发,蓝色眼睛,笑起来很爽朗。大家围着他聊天,问这问那。Mike说他是从加利福尼亚来的,在交大学中文。他的中文说得不错,但有时候会闹笑话。有人说“我在食堂吃饭”,他说“我在食堂吃食堂”,大家都笑了。
河生站在人群外面,听他们说话。他想说点什么,但张不开嘴。他脑子里有一个句子——“Whereareyoufrom?”——但他不敢说。他怕说错了,怕口音太重,怕别人听不懂。
Mike忽然看见了他,朝他走过来,伸出手:“Hello,I‘mMike.What''syourname?”
河生愣了一下,握住他的手:“I...I‘mChenHesheng.”
“Nicetomeetyou,Chen.Whereareyoufrom?”
“Henan.”
“Henan?”Mike眼睛亮了,“I''veheardaboutHenan.It''sthecradleofChinesecivilization,right?TheYellowRiver?”
河生点点头。他忽然不紧张了。这个美国人知道黄河,知道河南是中华文明的摇篮。他深吸一口气,慢慢说:“Yes.TheYellowRiver.IgrewupbytheYellowRiver.”
这是他到上海以来,第一次跟外国人完整地说了一句话。话说出来以后,他发现也没那么难。Mike听懂了,点点头,说:“That''samazing.I''vealwayswantedtoseetheYellowRiver.”
那天晚上,河生在日记本上写了一句话:“今天,我说了第一句英语。”
他的日记本是一个软面抄,封面上印着“上海交通大学”几个字,是开学时发的。他每天晚上睡觉前,会写几行字,记下当天的事。有时候写得多,有时候写得少。但每天都写。
他写:“今天食堂的红烧肉不错,三毛钱一份,我买了一份,吃得很饱。”
他写:“图书馆四楼靠窗的位置最好,能看到梧桐树。我以后每天都去那里。”
他写:“赵磊说我的普通话有河南口音,我自己听不出来。”
他写:“刘建国的辣椒酱很辣,但很好吃。我吃了一碗面条,放了一勺,辣得出汗。”
他写:“陈志远借给我一本《平凡的世界》,我看了一个晚上,哭了。孙少平像一个人,像谁呢?像我自己。”
这些日记,他从来没有给别人看过。那是他跟自己说话的地方,是他心里最安静的一个角落。
三
三月中旬,校园里的梧桐树开始发芽了。
嫩绿的芽苞从光秃秃的枝丫上钻出来,一天比一天大,一天比一天多。草坪也绿了,黄黄的枯草下面,冒出一层新绿。花坛里的迎春花开了,黄澄澄的,一丛一丛的,像撒了一地的碎金。
河生走在校园里,觉得空气都不一样了。冬天的空气是冷的,硬的,吸进去像喝凉水。春天的空气是暖的,软的,吸进去像喝温水。他深深地吸了一口,闻到了泥土的味道,草的味道,花的味道。这些味道让他想起了老家——黄河滩上的春天,也是这样的味道。
三月的第二个周末,系里组织了一次春游,去佘山。
佘山在上海的西南边,是上海最高的山了——其实也不算山,就是一个大土包,海拔不到一百米。但对河生来说,能看见山就很亲切了。他已经半年多没见过山了。
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大巴,到了佘山脚下。河生抬头看了看,山不高,但满山的树,绿油油的。山脚下有一个天主教堂,尖尖的顶,白色的墙,在阳光下很显眼。赵磊说:“这教堂挺好看的,拍张照吧。”他从包里掏出一个傻瓜相机,是跟同学借的,让大家站在一起,拍了一张合影。
然后开始爬山。山路不陡,石阶铺得整整齐齐,两边是竹林和杉树。河生走得很轻松,这点坡对他来说不算什么。他想起老家的那些坡,比这陡多了,他小时候每天都要爬上爬下。赵磊就不行了,走了没几步就喘,扶着腰说:“不行不行,歇一会儿。”
张伟笑他:“你这体格,还北京爷们儿呢?”
“北京爷们儿怎么了?北京没有山!”赵磊不服气。
爬到山顶,视野一下子开阔了。远处是农田和村庄,一块一块的,像棋盘。更远处是工业区,烟囱冒着白烟。再远处,隐隐约约能看见一片亮光——那是黄浦江,还是东海?河生分不清。
他站在山顶上,看着远方,忽然想起太行山。他以前在老家,站在坡上就能看见太行山,青灰色的,像一道墙。现在站在佘山上,什么都看不见。上海太远了,远到看不见太行山,看不见黄河,看不见老家。
但他不觉得难过。他只是觉得,世界很大。
下山以后,大家在草地上野餐。每个人带了自己的东西,摆在塑料布上,有面包、火腿肠、饼干、水果、饮料。赵磊带了一瓶二锅头,说好不容易出来一趟,得喝点。张伟带了一包卤味,鸡翅鸭脖什么的。陈志远带了一盒进口巧克力,让大家尝。
河生带的是母亲做的干枣。他把干枣从书包里拿出来,放在塑料布上。赵磊抓了一把,咬了一口,说:“这枣好吃!甜!哪买的?”
“我自家种的。”河生说。
“你们家种枣树?”
“嗯,院子里有一棵老枣树。”
“多大岁数了?”
“不知道。我记事的时候就有了。我妈说,那棵树比我爹还老。”
赵磊又抓了一把,说:“那你可得好好保护它。”
河生没说话。那棵枣树,现在已经在水底了。黄河的水,淹了它。
他拿起一颗干枣,放进嘴里。枣肉很硬,嚼起来费劲,但很甜。这是老家的味道。他慢慢嚼着,看着远处的天空。天很蓝,云很白,风很轻。
他想,那棵枣树虽然没了,但它的枣子还在。枣子的核,也许能在别的地方生根发芽。
回到学校后,河生给大哥写了一封信。
大哥:
春天了,上海暖和了。校园里的树都发芽了,花也开了。我们系里组织去春游,去了佘山,上海最高的山。说是山,其实就是一个土坡,跟我们老家的坡没法比。但站在上面,能看很远。
学校里一切都好。功课有点紧,但我在努力。上学期考了第十三名,这学期争取进前十。英语也在进步,我现在能跟外国人简单对话了。虽然说得不好,但敢说了。
家里怎么样?妈的身体好些了吗?嫂子的肚子大了吗?什么时候生?生了告诉我,我想给侄子或侄女起个名字。
大哥,我在上海挺好的。你别挂念。你也要注意身体,工地上别太累。
河生
信寄出去以后,他开始等回信。这次回信来得很快,不到一周就收到了。大哥的字还是歪歪扭扭的,但每一个字他都认识。
河生:
信收到了。妈让我告诉你,家里都好,你别挂念。
你嫂子上个月生了,是个闺女。六斤八两,白白胖胖的,长得像你嫂子。妈高兴得不得了,天天抱着不撒手。你嫂子说要你给起个名字,你是大学生,有文化。
你大哥还是老样子,在工地上干活。活不多,一天挣十几块。够花。
你在上海好好学,别惦记家里。
大哥
河生看了信,想了很久。起什么名字呢?他在纸上写了几个字:陈晓、陈晨、陈梦、陈恬。都不满意。他又想了半天,最后写了一个字:陈冉。
冉,意思是慢慢地,渐渐地。他想,这个孩子,会在新的地方慢慢长大,就像春天的新芽,慢慢地,渐渐地,长成一棵树。
他给大哥回了信,说了名字的事。然后他又写了一段:
大哥,你以后别叫我大学生。我就是你弟弟。不管我在哪儿,上什么学,我都是你弟弟。你供我念书,供我上大学,这份恩情,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等我毕业了,挣钱了,第一个月工资,给你和妈。
河生
信寄出去以后,他坐在窗前发了很久的呆。窗外梧桐树的叶子已经长出来了,嫩绿嫩绿的,在风里轻轻摇着。阳光透过叶子洒下来,斑斑驳驳的,落在他的手上,暖暖的。
四
四月初,学校举办了一场春季运动会。
河生报了五千米长跑。赵磊说他有病,五千米,跑下来腿都断了。河生没说话。他从小就走路,从村里到镇上,三十里地,来回就是六十里。五千米,也就是十里地,不算什么。
比赛那天,天气很好。太阳照着,不冷不热。操场上人山人海,各系的旗帜在风中飘着,广播里在播运动员进行曲,节奏感很强,让人想跟着走。河生站在起跑线上,穿着学校发的运动背心和短裤,脚上是一双白球鞋——是赵磊借给他的,比他自己的解放鞋轻多了。
发令枪响了。
河生跑得不快,也不慢,按照自己的节奏跑。第一圈,第二圈,第三圈……他慢慢超过了前面的人。他的呼吸很稳,三步一吸,三步一呼,像一台机器。他的腿很有力,一步一步地迈,不紧不慢。他的脑子里什么都没有,只有脚下的跑道,和远处的终点。
跑到第八圈的时候,他已经跑到了第三位。前面有两个人,一个体育特长生,一个田径队的。他追不上他们,但他们也甩不掉他。他就这么跟着,一圈,一圈,又一圈。
最后一圈,他加速了。腿开始发酸,肺开始发烫,但他咬着牙,一步比一步快。他超过了第二名。离第一名还有二十米,十五米,十米,五米……终点到了。他还是第二名。
广播里报成绩:18分47秒。第二名。
赵磊在终点等他,递给他一瓶水,说:“哥们儿,你牛逼!我服了!”
河生接过水,喝了一大口。水是温的,但喝下去很舒服。他弯着腰,喘着气,看着操场上的天空。天很蓝,云很白,风很轻。他觉得浑身都通了,像黄河开春以后,冰化了,水通了,哗哗地流。
回到宿舍,陈志远说:“你跑得真快。以前练过?”
“没有。”河生说,“就是走惯了。”
“走惯了?”
“嗯。以前上学,每天走三十里路。”
宿舍里安静了一下。赵磊看着他,眼神有点复杂。张伟说:“三十里?每天?”河生点点头。刘建国也点点头,好像他能理解。他每天也走很远的路去上学——虽然没三十里,但也有二十里。
陈志远没说话。过了一会儿,他说:“那我请你吃饭吧,算是庆祝。”
他们去了学校后面的一个小饭馆,叫“老地方”,是学生们常去的地方。店面不大,七八张桌子,墙上贴满了菜单和海报。老板是个中年女人,胖胖的,笑眯眯的,大家都叫她王姐。
陈志远点了几个菜:红烧鱼、糖醋排骨、蒜蓉空心菜、西红柿蛋汤。赵磊又要了一瓶啤酒。五个人围着一张桌子,吃得热火朝天。
“河生,”赵磊喝了一口啤酒,“你说你每天走三十里上学,走了几年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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